第583章 建设时代（(二)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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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过去的八年间，粮食的收购价格已经提高了三次，工人的工资水平,每年都以2至10在增长,过去工业重复建设的问题也提到了国家的高度,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举措，一直到1969年,全国的主力消费人群增加了一个亿,达到了三亿人。
从另一个方面说，作为—种时下的民用必须品,老百姓家里缝缝补补，针头线脑根本少不了，而在必须品上加以不合理的价格，那么这样的价格就是对老百姓的变向剥削。
几年前,全国工厂还只有24万家时,方叶将计算器一按，然后递给了总理，当时将总理都给震住了。
而向个体商开放国家工厂订单就是最直接的举措，将原本处于国家全面垄断的销售推向市场，由他们间进行相互竞争，这一竞争有得利方是国有工厂和老百姓，次利方是个体商，而很明显国有商店和供销社如果没有好的应对措施,那么必然会在这轮竞争中损失惨重。
除此之外，—九六九年开始,国有企业也开始要面临民营企业的竞争了，不过这个过程没有供销社来的这么迅速,毕竟现下民营企业才刚刚开始发端,生产资料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,民营企业想要对国有企业构成挑战还不现实。
虽说这种平均算法极不客观,但是也可窥见一斑，也就是说制造工厂太多，而销售市场太小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是要建更多的工厂，而是要看工厂的全国分布合理性，产业的完整性以及工业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工商业品的丰富程度。
这样的商品还不少，比如小号搪瓷茶缸一元一个，相当于四斤多大米，是中等农民家庭,年总收入的一到二百分之一，是一个农村劳力月开支的二到三分之一，能买二尺四寸布，够给小奶娃缝套夏衣了。
国家让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，让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，国家发给什么，人民就用什么，任何个人实际上没有选择的权力，在这种模式下,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都单一，社会资源利用不合理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。
谁得利谁支持,谁失利谁反对,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，总理自然也知道,但是国家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计较国有经营单位一时的得失,这个政策的背后更宏观的目的,是为了向全民进行一轮利益分配。
比如产品服务除了售后外，还有基础维修、服务多样化、升级服务等，就像你家买了收音机、电视机，要搞个东西盖一下吧,各式各样的布帘不就来了嘛,这就是多样化服务。这些服务能为社会带来大量的就业，还促进了社会整体的便利、和谐与幸福程度。
就以缝衣针来说，它的市场价格就是高估了，两分五的出厂价，全国统一销售价却是八分，其价格高于出厂价两倍有余，这个价格根本不合理，这世界上哪有200利润率的?纯纯就不符合经济逻辑嘛。
同时,这也在说明，过去全国国有化下的价格机制是不正常的,这个话早在两年前,方叶就向总理说过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，要么高估要么低估。
现在对于这一切总理都是无比清楚的,包括现下供销社所汇报的情况由来，因此他对杜主任说道:“逢民同志啊,工商品的价格适当的下降对于全国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情,不能因为供销社短期内受到了一些损失就认为这是投机倒把,那些个体商人也没有囤货居奇、哄抬价格不是。”
工业商品卖得多了，服务也得跟上,这其中商品与服务是延伸关系,过去将服务简单的理解为售后，实际远不止这些，社会的服务包含各个方面,有产品售后服务、家政服务、家教、外卖、装修、家电维修、住宿、文娱、物流等等，能够提供和拓展多样化的行业服务种类。
过去两年来,国家要做的调整，就是逐步打破这种非正常的价格体系，但是直接从源头的生产物料下手显然又不合适，主要是损失太大,那么就只能引入销售市场价格竞争机制，这—做法的主要好处在于，在生产端价格相对不变的情况下，促使销售市场价格变化。
比如，农村家庭富裕之家孩子结婚时陪嫁两个热水瓶,还得在上面绑上大红花，摆在显眼的地方,这不是来搞笑的，要知道印花的铁制热水瓶，一只十几元，高级的得到二十多，妥妥的高级工业品,不是一般人家能买得起的，至于三转—响，那是城里富裕人家才配置得起的。
自1962年全国供销批发公司成立以来,供销社上下那是真的过上了好日子，1968年的巅峰时期，全年总经营额150多亿，占全国gdp的二十四分之一，利润二十多亿元，—举超过华昌集团，成为全国排名前五的超级利润企业。
杜逢民说道:“可是这么一搞,供销社的生意还怎么做?那些个体商，一个人一个门面，就能做生意,而我们供销社和国营商店要养那么多人,要发工资,要吃饭,若继续这样下去,职工的工资怕都要发不出来了。”
只不过相比起以前,现在无论农村还是城里,这种富裕的家庭越来越了，所以市场上的零售商品和普通工业品销量比以前要好,但这不表示价格体系是合理的,相反的十分不合理。
由此,方叶指出全国工业升级已经是不得不做的工作，而且发展第三产业也迫在眉睫,若将工人就业主力都放到了第二产业上，再继续这样发展下去，制造那么多东西给谁用是一个大问题。
然而，一个现实情况是，这种收割,割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发现越来越割不动了，全国工人阶级四千多万，他们的工资水平与支出也不低,过去国家从他们身上搂钱过来发展，这使得工人阶级事实上也没多少钱可以消费，社会主要消费市场很快饱和，各种工业品卖不出去。
一九六九年，全国新增民营企业(不含庆州地区)，共655家,全国平均三到四个县才一家，这些民营企业多数都是此前公私合营时的股东，他们手中有国家分红利息的钱，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个体商爆发户，这些人完成了首轮原始积累，拥有创办企业的资金。
光发展不分配,或者有限分配、不合理的分配，造成了国家发展出现了问题,这些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工业,全国各类国有、公私合营工厂已经有29万家,全国具备一般工业品消费的人群约两亿,但平均一家工厂的产出,所销售人群不足七百人，想想有多可怕。
过去计划经济的思路里,这些知识根本不存在,对工业、经济、市场三方面的相互关系认识也比较单一，甚至于在现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，说发展市场那都是不正确，不符合政治的,比如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，国家必须掌握一切资源和社会生产活动及分配权。
而全国剩下的五亿人中，约两亿多人也有了基础的工业品消费能力,起码布料、毛线、锅碗瓢盆等,这些—般工业品也能买得起了，几年调整下来,特别是单干以后,农民的收入相比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，全国六亿多农民都跟着受惠。
因此，以当前人民币在国内实际价值,缝衣针一包正常零售价应当在三到五分，小号搪瓷茶缸不应高于五毛，水瓶不应高于五元，普通热水瓶二到三元是合理价，但现在仍旧再卖七八元（(比此前降低了二三元)，相当于六十多斤大米，仍旧离谱。
过去这个分配得利的利益主体是国家和工人阶级，城市普通居民、手工商业者、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外，甚至农民是所有阶级中,被单方面收割的一方，粮食价格低、义务劳动多、工商业品消费还要被收割一轮,对于全国农民来说,其景象可谓惨绝人寰。
至于广大农民身上，那就更割不动了，农业等主要产出国家割了十几年,义务工也割了十几年，部分地区的贫穷农民变成了赤贫,一家人穿一条裤子，除了一条破命外,也没啥可割的。